2008年7月1日星期二

【悼红轩主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

屈辱、悲愤、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

愚昧无知、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

封贡体系

封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并在制约清王朝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起了颇为巨大的作用。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依靠优越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以及辽阔疆域,在东亚保持了鹤立鸡群的地位。从明代(1368——1643年)初期起,在东亚和东南亚确立了一套等级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和东南亚及重压的其他一些周边国家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欧洲的“国际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一词似乎更适用于这个以中国为忠心的国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际关系”乃是儒家关于个人间恰当关系之观念的扩展:正如每个人在国内社会中都有其特殊位置一样,每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社会”中也有其适当的位置。

朝鲜文中的两个词很好的说明了这个观念:与中国的关系被说成是“事大”,而与日本的关系则冠以“交邻”。

西方工业革命,经济迅猛发展,而中国则仍然没有觉醒。愚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属国前来朝贡都要行“三跪九叩”大礼,所谓“天朝体制”。甚至英国使节开始的时候,都不得不接受这种有辱国格的礼节。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有几十个亚洲国家包括在我们所确立的这个朝贡体系中。而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的使节虽然不情愿,却也向中国皇帝磕了头

可笑的是,1655——1795年间,西方的十七个使团中除一个外都服从了中国的要求,向中国皇帝行了磕头礼。

1793年8月14日,英国马夏尔尼的信中说:“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英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内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份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

清高宗度量颇大,虚荣心亦大。马戛尔尼快要到天津的时候,高宗吩咐直隶总督梁肯堂及长芦盐政徵瑞如何招待,..「……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高宗对招待虽愿从优,对礼节则极重视。他教徵瑞预为布置:“……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瑕,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么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寿纳骁之诚,反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弓礼大臣亦不容也。”

乾隆在拒绝了英国要求在京城设立居住处后,给英王乔治三世发了两道敕书,在日期为1793年10月3日的第一份著名敕书中,乾隆自负地宣称,虽然中国深为嘉许英国“倾心向化”,遣使前来恭顺之诚,但要派外交代表来北京居住却不能满足,因为这与天朝体制不合:“西洋诸国甚多,非至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以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又有云:“若云仰慕天朝,欲其归习教化,则天朝自由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既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至于扩展商务的请求,乾隆声称:“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置办物件。”敕书结尾傲慢地称:“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用太平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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