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

【悼红轩主人】为刁爱青碎尸案的南京之行—2

早上醒来的时候,是6:30分,我赶紧洗刷完毕,到了三楼找记者。她也已经起床,然后我们一起打出租车一起去了东站。车票是56元,8点的车。
路上很顺利,到达姜堰市已经是中午了。天气非常热,太阳光照非常强烈。我们询问了一下当地人,坐上了去往溱潼的公共汽车,因为这车会经过刁爱青所在的乡镇沈高镇。到达沈高镇又打出租车到达了刁舍村,询问刁舍村四组,说就在对面。

一个很普通的村子,这个村子房舍都很乱,没有统一规划,巷道很多,村中央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很多垃圾和一些水上生长的植物。房舍大都很陈旧,青色的砖瓦,拘谨的布局,门楼都很小,有老人正在门楼下吃着午饭。

我们走过村里的那座小桥,遇到一位老大娘,看样子有七十多岁。我们问她刁爱青在哪住,她说的什么不是很清楚,我们只好摊牌,说刁爱青就是十二年前在南京大学被杀的那个女孩子,她忽然大悟一般,立即指着前面的路,迈着很快的步子往前走。边走边说着什么。

地方话真的成为双方沟通的屏障。

没几步远,我们就到了刁爱青的家。家门紧锁,朝向东,前面两米就是那条河。透过大门的缝往里看,院子里很乱。好像很久没有住人了,我们只好找与她家房子紧挨着的商店询问。

商店的女主人是刁爱青的婶娘,在知道了我们此行的目的之后,她告诉我们,刁爱青的爸爸、妈妈都很少回家了,一直在姜堰市的大桥口那里打工。我们非常失望,但是不能放弃,刁爱青的婶娘给了我们刁爱青爸爸的电话号码。记者跟刁爱青的爸爸说明了一下,看来很顺利,他愿意接受采访。

我问了一下刁爱青的婶娘,当年的情况。她说:“公安来了好多人,村子里的人都要盘问,全都查了,没查到。”

然后我也要了她的号码,告诉她也许我会联系她,她答应了。

时间很紧,本来打算用一天的时间来采访的,现在已经过半,竟然没有见到关键的人。我们得尽快回姜堰。

徒步行走在烈日下,那种滋味真的不好受,全身都是汗。记者走起来很有力气,我因为没有带旅行鞋,穿着硬邦邦的皮鞋,脚格外疼,走起来也格外费力气。

走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我们又回到了公路上。终于等到了一辆客车,竟然是我们从姜堰市坐车到沈高镇的那辆车,真的很巧合。

在车上,我问当地人山硚口怎么走,他们说了好多,实话实说,我真的没有听懂什么。要是他们能跟我一样说普通话该有多好。看他们那么热心的叽里呱啦,我只好磕头虫一样应承着,其实什么都没听懂,悲哀。

车辆到达姜堰市,客车司机帮我们找了出租车,到了山桥口。记者打电话给刁爱青的爸爸,很快,电话还没有扣,刁爱青的爸爸就从一家厂子里走出来。我们非常高兴。

在采访之前,到南京的当天晚上,我还谈起采访刁爱青父母的时候会不会是很残忍,因为毕竟是他们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们只是平静的生活,而我们却来翻开他们的这个伤疤,让他们重温过去那段悲伤的日子,真的很不人道。

我们也担心当事人会抵触,不配合采访,那会更糟糕。记者因为采访过安徽阜阳的手足口病,碰到了很多拒绝采访的百姓,甚至当地的死去孩子的家庭都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当地政府以及相关的爪牙严厉警告百姓不准乱说话,让他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记者没有办法,只好去询问那些十岁以下的小孩子,只有他们,才会说几句真话。看来,人岁数越大,思想越复杂,人也越来越不自由了。这些自由,有人实际去剥夺,而自己又没有去争取,仰视强权,一张张可怜的脸。自己面对这些有良心的媒体,终于有这样的机会让事实公诸于世,为什么不能大胆的说出来?说了又能怎么样?他地方政府有那权利就因为你说几句真话就要你死?既然死不了,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自己不争气,谁还能帮助你?

见到刁爱青的父亲——刁日昌这位60岁的老人,我们的担忧也就一扫而光了。



(待续)



悼红轩主人

2008年7月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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