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5日星期二

民主的最低成本

民主的最低成本
  
  
  
  作者:谢燕益 
  
  本文通过对民主发展规律的历史与现实分析,认为在中国当前国情之下,和平民主运动或者说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目标是低成本并现实有效的,探讨中国民主道路的策略问题。全篇分为:序言;一、民主转型实例分析------“枪杆子里出政权”将被现代政治文明彻底摒弃;二、和平民主运动的背景、阶级现状;三、和平民主运动的宗旨、策略方法;四、后果。
  
   序言
  
  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和将要处于转型期,民主是一个趋势。可是,在现实背景下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明君择断,还是自下而上一波又一波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诉求,既没有一个突破旧有体制既得利益、战胜文化观念惯性、社会痼疾的恰当方向又缺乏其社会基础。社会化组织久绝于世,其无力软弱的状况还将持续较长一个时期,社会中坚力量尚难达到相对统一之前多元化就已到来,不解决好组织问题,不把力量相对集中起来想实质性的有所改变好比望梅止渴。多元化未必是成本的增加,但其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却正在与日俱增。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的到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治转化、移转权力,最终决定于社会理性的成熟度。执政高层有意愿放盘对社会有期待,而社会更要有力量接盘,接好盘。NGO担当起历史使命不可避免,那末,走民主道路时,社会可能的最大共识在哪儿?具体的价值观诸如:理性、民主、开放、自由、法治、人权等等还远不够具体,需要首先掘发更具体的方案来争取社会的更大共识、全社会的行动力。它就是和平的民主或叫做和平民主运动。阶级现状或者说社情民意决定了,现阶段谁都希望温和的、渐进的、持续的民主改革的方式。最高领袖如此,官僚权贵亦如此,愿意接受此改革方案所面对的现实以保证其利益及安危。贫民草根也还没有被压迫到最后的吼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知识精英、商业精英等中产者更存有这一理性期待!这就是社会基础。如果再向前发展一步,恐怕就会被或左或右的情绪所打破。更为重要的是,和平民主运动不仅是打破旧有生产关系、制度体系的手段,更是建立全新生产关系、制度体系的途径。转型期要解决的问题、面对的困境,破解官僚权贵阶级格局以实现社会公正,政党放盘,社会接盘,逐渐建立民主宪政、公民社会。从现代政治文明来看,任何民主宪政的进步都不可能从暴力中产生。以暴易暴、对暴力的后果、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公器等方面的认知公众还普遍缺乏。毫无疑问,危机,十分有助于新的集权的产生,人们在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寻求依靠、过分依赖于极权、强权而回到老路上去,可是,和平民主运动一开始就需要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意志持续向惰性人格、堕落文化开战!
  
  一、民主转型实例分析------“枪杆子里出政权”将被现代政治文明彻底摒弃
  
  从现代政治文明来看,任何民主宪政的进步都不可能从暴力中产生!19世纪以前,最早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尚未走出人类社会统治的传统模式---“暴力通吃”。拿破仑是其中最好的例证。拿破仑在总结其最高军事原则和政治原则时曾说:“集中优势兵力,选准进攻方向,全力歼灭敌人!”但敌人始终存在,他一生几乎在征战中渡过。
  随着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完成,生产力得到大大的发展。物质财富不断扩大精神文化也日益丰富起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状况空前改变。多元力量的崛起,当吃掉对方、消灭所有敌人成为不可能时,尽可能联合多的力量则成为明智的选择。此时人们发觉,理性的政治斗争更容易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合作、妥协、组织日益成为政治中的关键词,政治统治需要政治信用的支撑、多元利益诉求的满足与协调。社会的多元、开放使信息成本、合作成本不断降低。民主宪政起源于对抗强权的需要,经过不断发展完善,则成为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强权此时却处于新的位置:“强权最终要被真理所驯服,军人绝对服从文官,服从宪政民主准则”。政治市场使理性的力量逐渐彰显出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纠的《论法的精神》为公共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在此之下,马克思没有忘记提醒人们“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但实践的理论并非理论的实践!
  
  没有政治信念的社会最终将沦为没有政治信用的社会。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下,愚化、奴役变得越发困难。民主是目标,和平正是手段。和平本身包含了正义的价值,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累积力量。敌人用武力镇压、暴力强制,而民主主义者则始终以理性、智慧、和平的斗争方式回应之!跟任何斗争一样,牺牲在所难免,经过较为漫长的时期驯化强权。即便具体的宪政规则、宪政程序或有无章可循之时,人们只要坚守政治道德、正义取向、程序正义,借鉴全人类民主宪政的所有历史经验始终以和平民主理性的方式开拓前路,道义和权力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实现统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历史还将继续证明!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始作俑者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过程中不仅创造了民族独立斗争的全新历史也产生了民主宪政的积极后果。非暴力不合作从一战后至40年代初,曾掀起3次全民运动始终贯穿着民主的、理性斗争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民主自觉意识产生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宣布要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取得自主,并提出一个包括几个连续阶段的不合作运动措施。面对强大的敌人,英国殖民者及其代言人印度贵族、官僚阶级,甘地提出的惟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斗争提出的目标上,首先是“自治”,在以后的“非暴力”运动中逐渐提出“独立”;所谓“自治”就是在隶属于英国统治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行使一些权力。这不能简单理解为它的妥协性。从其后果上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不仅赢取了民族独立,并直接成为“自治”民主宪政运动的开端。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之初,在一个长时期内主张非暴力斗争。1960年,非国大在反对“通行证法”的“沙佩维尔事件”后,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流亡国外,国内组织则转入地下。此后,非国大提出了进行武装斗争的主张,并于1961年12月建立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由曼德拉任司令,领导武装斗争。
  
  1962年,曼德拉等领导人被捕入狱。非国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成为南非最有影响的黑人解放组织。1989年非国大调整斗争策略, 提出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和灵活处理制宪谈判的主张。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获释。曼德拉出狱之后,他并没有带着一种复仇的心态,他寻求的只是一种社会的公平、公正,这对南非的种族和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年5月和8月,他同政府进行谈判,双方一致同意朝着和平方向共同努力,非国大宣布停止武装斗争。非国大在争取民主宪政的历程中,始于和平、终于和平,坚持和平民主理念,始终站在正义立场、道义制高点,最终赢得了社会各阶级一致的支持而成就其历史使命。
  
  与此同时,另一些国家诸如:缅甸、泰国、巴基斯坦、黎巴嫩、印尼以及南美一些国家,历史上甚至于今天都产生过或延续着军人干政、暴力政治、政治公信力遭到摧毁后带来恶性循环的灾难后果。2007年12月27日,有“花蝴蝶”、“政坛常青树”美誉之称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刺身亡,巴国看似平静的民主之路至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前程未卜。她曾经说:“我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选择•了我。生在巴基斯坦,•我的生活反映了这里的动乱、悲剧与胜利”。如果说贝布托的死是穆沙拉夫的噩梦,那末更是巴国民主的灾难,穆沙拉夫靠军事政变走进权力中心自此也走上了暴力邪恶争斗的火山口,他陷入了威权走向民主的悖论深渊。民主的成本因贝布托遇刺而急剧升高,朝野走向平衡、可预知的局面被彻底摧毁,没有政治信念的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即便穆沙拉夫在民主的道路上挣扎着选择脱掉军装出任民选总统努力扮演“合法”“正义”的角色,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权贵倾扎之时,从威权走向制衡的民主之路人力难为!而此时只有道义才真正具有话语权,依靠军事政变上台者搞民主带有天然的道德缺陷,在道义上总是弱不禁风,手段和目的统一在此体现着民主宪政的规律。
  
  从比较成熟的民主宪政国家来看,统治者、强权早已被关进了笼子。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则十分显要。美国的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缺乏代表。尽管美国总统是海陆空三军统帅,但总统不得为军人。国防部长是海陆空三军的直接上司,也未必是军人。更为关键的是:总统和国防部长,与军队无法建立起任何家族式集团化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宪法规定,军事力量,只用于国防,限制于内政,动用军队干预国内事物是非法的,只有警察才能维护治安。华盛顿曾说:“军事力量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都是对自由不利的。”这印证了200多年以前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宣言》上的誓言:“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民主制靠民选来完成最高权力的转移,其它社会的国家政权基本上是通过军队或暴力胁迫来完成权力的转移。武力可以颠覆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制度,但绝不能制造出一套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以私权为基,而且需要妥协、宽容、合作、理性作为原则,经较长时间、复杂过程培养形成。采用武力解决问题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通常暴力局面往往需要更强大的武力来控制,直到最大的军阀建立起新的专制,社会才再次平稳。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决心要建立一支非政治化的军队,军队不得带有政治色彩,军队不得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隔断军队和政客之间任何可能的联盟,从而杜绝美国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同样,以色列开国首相本.古里安,也塑造了一支职业的以色列军队,选拔没有政治主张的将领作为统帅,同时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结构。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是:防止人民的军队,成为个别官僚的私家武装,杜绝了军队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本质上却效忠于个别人的危险。
  
  苏共解体,俄罗斯军队完成国家化的转变是具有宪政意义的。军队要效忠国家代表而不是个人或政党。即使总统、议会、最高法院并非总是正确,但把宪政秩序作为至高原则按轨道行事则是职业军人的奉国之道。军队等国家公器绝不可以作为个别野心家的私人工具。按制度、游戏规则办事而非服务于个人野心、个别的政治图谋,这个时候,程序正义是实现终极正义的重要保障。大家都按这个走,谁违反了,全社会都反对他、谴责他,少一些犬儒、劝进、奴才文化,共同抵制枪杆子文化,反对强权、军阀,如果社会中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在21世纪的人类社会里哪里还有胆敢小觑正义的愚夫!最高权力只有真理,民主宪政的历史规定性和客观规定性决定着真理的掌握与运用,这些历史经验都是值得借鉴的。
  
  二、和平民主运动的背景、阶级现状
  
  在日益开放的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达国家因其经济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成熟已具备了不使用军事力量,仅凭借政治、金融等手段就可以将其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而在发展中国家,国内纷争、阶级矛盾越严重则面临国际掠夺、利益侵害的危险越大。官僚权贵的利益垄断最终将以牺牲本国其他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为代价,他们与外国做交易,往往把残羹冷之奉为圭皋!当社会矛盾着的两个主要阶级即官僚权贵阶级和贫民阶级日益对立起来,次要阶级中产阶级、个体劳动者、无产者等的诉求日渐趋同,官僚权贵成为一个阶级时就将不断强化和巩固其统治模式,产生于官僚权贵属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官僚权贵阶级其寄生性、剥削性、残酷性、虚伪性、贪婪性日益凸显。宪法纸面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为实质上的官僚权贵专政的危险值得警惕!一旦这一专政真的发生,则是对贫民阶级等劳苦大众全方位、包楼万象的专政。官僚权贵专政开始后,其过去所宣称的一切理论信仰、思想口号都将走向其反面。而不断翻新、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制度花样,不过是一部部巩固、延续既得利益的教条、一张张吃人的画皮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讲的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国家同垄断资本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劳动群众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愈来愈骇人听闻。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著作中鲜明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笔者补充道:但国家的阶级本质却并非一成不变!)。该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毛孔的寄生虫。而且“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个机构的”(27页)因此,必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带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国家与革命》<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一节18段。
    
  虽然各阶级对限制、铲除官僚权贵阶级非法利益的诉求日渐趋同,但在阶级自觉产生以前,社会各阶级仍处于加速分裂的状态。由于官僚权贵对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其致富方式、生活方式对社会各个方面不断产生恶劣影响。由其寄生性并作为统治阶级的短视与腐朽带来的对底层肆无忌惮、严重的剥夺、压迫以及多年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转向,致使全社会奉行极端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在失掉信仰的一代当中,机会主义弥漫在各个角落,而中产者、知识分子对官僚权贵的所做所为、对贫民阶级受到的残酷的剥削采取同流、漠视、纵容的机会主义态度。此时的社会仅仅作为私利的工具,血腥露骨的唯利是图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进一步加剧了投机文化的泛滥,社会心理正在日益丧失掉正常的人道与人性,最终导致各阶级走向彻底的分裂!
  
  和平的民主就是要在革命风暴到来以前,适应中华文化特性并有所酝酿和改造,把握社会理性成熟转型,反对激进的暴力方式。同时,也要呵斥旁观者,推动全民的理性、公民社会形成与发展。旁观者使得和平方式的民主成本激增,那些做奴隶坐稳了的和自甘奴隶者,其中“在急遽转型时期一些具有“罗亭型”性格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和革命急遽转型的初期,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代和革命转至政治运动的具体操作时,却往往身不由己地退了出来。”社会经济人这种搭便车的心理,需要被现实更深重的教训,中产阶级的精神意志往往因为优越物质生活带来的暂时满足而不思进取。只有当他们的认知能力与现实地位极不相称时,改变的热情和勇气才又被点燃。
  历史表明,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劳苦大众阶级在经济上受到压迫到达顶点,阶级矛盾靠旧有体制即官僚体制难以调和时新的变革必然要到来。起初进行个体的行为后来上升到集体的经济斗争、维权斗争。而官僚阶级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将进一步走向反动,利用各种方式镇压、瓦解劳苦大众的维权、经济上反抗的努力。最终劳苦大众从经济斗争演变成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从自发到自觉。政治斗争以NGO形式开始并逐步成熟,直到掌握政党工具。从内部游戏的权力斗争走向全民共同参与的开放的民主社会协商,政党政治将成为必然的趋势,用政治上的不和谐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平衡。
  
  最高执政者此时也难以调和社会整体利益与官僚权贵特殊利益这一对矛盾。最高执政者因受道义形象的约束,其权力亦受到制约。而官僚权贵开始真正掌握实质权力并逐渐将最高执政者变为傀儡。这种状态的持续发展,阶级矛盾将日益深重,社会各阶级此刻须要特别防范,官僚权贵为维系其统治利益,不择手段利用民族主义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对外的军事冲突。最高执政者对社会各阶级则应持开明态度,对社会各阶级的诉求、联合、NGO的发展予以默许、支持、坚定法治观念,在官僚进行非法侵害时及时加以制止和谴责。如此一来,最高执政者在消弱官僚权贵威胁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取了政治资本使民主的实现降低了成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将为冲破官僚既得利益、破解官僚权贵阶级结构、打破权力垄断、利益垄断、真理垄断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和平的民主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依靠广大劳苦大众阶级,并服务于被压迫广大阶级的利益。但是和平民主运动不是暴力起义、政治革命,区别就在于:和平民主运动在打破既有阶级统治时先形成了积极的建设性方案。阶级始终处于不断的转换当中,和平民主运动坚持社会和解与宽容的立场,不空谈阶级斗争、阶级革命,不作宏大的理论空构,不煽动仇恨、非理性行为,而是尊重社会各阶级利益斗争的事实,依靠实践,认识与挖掘具体利益、长远利益正确的社会关系,真实而真诚的进行制度创造和鲜明文化的培养。
  
  它为防止官僚权贵窃取国家机器、破解其日渐形成的吃人画皮,防止列宁所说的 “无产阶级国家”官僚化,有可能使“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还未建成之前就灭亡等问题,并充分利用和总结全民族深有体会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段历史文化积淀以成就一个更成熟的民族、社会。并深切认识、发掘当官僚成为一个全新阶级的时候其原来的阶级基础早已土崩瓦解、精神信仰一并死亡的客观事实,在这一过程中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其作为一个新阶级的(即官僚权贵阶级)历史必然。与此同时,这个阶级却还处在初级阶段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当中,并没有也永远无法产生阶级自觉而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其丧失原来的阶级基础精神信仰一并死亡的时候只能各自为战,对淘汰他们的历史潮流徒劳的抵抗。无数历史已经证明,当官僚权贵成为一个阶级之时,就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历史当中。集体无意识决定了官僚权贵是只纸老虎!他们坐享其成,只懂得金钱和权力、急功近利、利己之道,并必然成为权力的奴隶。他们往往色厉内荏,极其心虚、脆弱,而勇气和智慧则空空如也,没有权力撑腰,一切精神力量皆已死亡。
  
  在社会转型时期,官僚权贵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成为最顽固的改革阻挡力量。与此同时,他们的意识却处于分化状态,有激进的、有保守的、或左或右、混乱无序。因此,人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死敌,真正的敌人只有自己。一个历史时期,官僚权贵作为剥削阶级和特权者又重新抬起头来,在他们身后有一支浩荡的队伍,这支队伍中主要包括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那些人靠兜售虚假、无良过活。他们其实并非不了解官僚权贵的本性,只不过他们都是剥削阶级和特权者的食客、仆人、豢养的宠物。而奴性正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一贯的装聋做哑是分享盛宴的入场券,他们将一如既往地站在其主人身后。
    
  (相关阅读见作者的《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
  
  三、和平民主运动的宗旨、策略方法
  
  1、社会方面:
  
  (一)、社会组织是根本
  
  民主是目标,和平是手段,和平包含着正义的价值。坚定民主最终能在和平中成就的信念。利用和平方式、坚持和平方式,不断渗透瓦解对方的立场。信息技术、互联网为民主得以实现提供了最好的工具。不管你愿不愿意,互联网的力量对和平民主运动的推助将无可阻挡,它为和平民主获得最广阔的民意支持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便利!只要社会不发生暴力冲突,循序渐进、和平理性的对话,执政者则应当具有包容的胸襟和前瞻的眼界,不采取任何压制措施,与和平民主运动各阶级一道对国家机器进行和平驯化、理性驯化。
  
  通过和平民主运动努力发掘阶级差异,把握阶级分化趋势,不断寻求全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交集、最大共同利益。以社会化组织实现正当的群体利益诉求、利益斗争,进行利益重组化解阶级矛盾,并促使社会民主协商机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和平民主运动通过政治的市场化运作,改变社会财富的所有权、使用权。优化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机制,为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开拓新局面。在宏观层面,除了对宪政民主作社会组织准备、提出宪政民主的明确主张以调整国家结构为主要内容作制度探索,并进行民主社会的对话尝试。微观方面进行具体的权利斗争、真正确立和落实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经过政治市场的理性选择,实现中产阶级、贫民阶级、无产者等自觉的紧密联系(中产阶级的行为动因和其他被压迫阶级一样,从自己的生存状态出发,在命运的焦虑中反思消耗于腐朽官僚体制、被无尽盘剥的青春、热血与理想的历史,不甘于做稳了奴隶并为争取最具体的权利、改变被动命运的意志)。争取并吸收官僚权贵阶级中改革、开明分子。尤其对于体制内那些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仍然坚守正义、法治的良知之士则以最大的善意回应之。努力策反和改造官僚权贵阶级中的动摇部分,孤立官僚权贵中的保守派、顽固派并最终各个击破之,使变化起于内部。
  
  决定性条件的社会组织问题,NGO全面发展的土壤业已具备。作为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的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在当前这个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个体主义的时期,谁先自发联合起来形成有效的NGO、成为一个拳头,谁在利益博弈中就会占据主动创造并争得更大的蛋糕。通过市场政治的理性选择,大家在和平民主的原则下自由充分的最广泛争取政治资源、动员发动群众来争取现实及将来在全局上的相应地位。NGO本身就是一种协调机制,除其内部的政治化(集体约束、集体理性、利益斗争),NGO为获取更广泛更大的外部资源,它的外部行为必然也会具有理性化、正义化的要求,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整个社会的政治问题在NGO的利益斗争中获得解决。
  
  当前NGO的发展尤为关键,和平民主的理念对于朝野两方面都十分重要。和平民主运动将为民间NGO把握释放其正义价值、团结和吸收社会各阶层体制内、体制外、激进的、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而最终能够壮大发展起来赢得时间与空间。在中国民主化转型当中,和平民主运动无疑将是一项长期的持久的事业。而NGO的建立与发展、和平民主运动的根本就在于:力量决定结果,组织决定力量!
  相关阅读见作者的《社团的使命》、《市场政治论》 
  
   (二)、法权运动是要领
  
   在阶级利益社会化组织初步完成以后,则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彻底的、持续不断的法权运动、法权斗争。大家都知道,国家本质的阶级性,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之产物。那末,在国家之下的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迫性规范。作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如果劳苦大众阶级不积极斗争,争取占据统治位置并运用法律这个强迫性规范去强迫官僚权贵阶级,那末,官僚权贵必然会对劳苦大众阶级进行强迫,并一步一步达到其非法企图。由此可知,一部进步的、带有革命性的规范应当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与时俱进,应当能够不断预见到不正当的阶级利益的发生并对时代的反动者进行有效的约束。为了避免因官僚权贵的危害造成国家行政瘫痪以及立法方面最终丧失公信力,通过法权运动的形式让人民的权利得到彻底改善,与官僚权贵积极争夺立法权。最终使官僚权贵的立法让位于人民的立法。官僚权贵在立法上的种种拙劣表演已将其自私、虚伪、贪婪、丑陋、狭隘暴露无遗。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制造障碍否定官僚权贵的立法活动及立法图谋的当然合法性(这个争夺战、拉锯战恐将持续一个时期),并预见到官僚权贵下一步的阴谋或阳谋。限制公权力扩张对人民非法管制的企图并通过修宪立法改革国家结构、压缩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结束寄生性的官僚体制。目前,打破官僚立法局面使其在立法方面彻底丧失政治信用,以维护依法治国事业、国家法制统一及其效力。积极改造、废止既有法律体系中以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公法、私法的各个方面。并重新立法,自宪法、选举法开始,在制度的各个层面制定打破官僚权贵阶级格局的机制、断绝官僚与资本的结合渠道,将他们真正放进笼子里供人观赏,并使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厌其烦的遭到强调!在私法领域,民事法律的技术不是问题,在所有权、分配权关系方面需要重新调整,比如说土地制度(之所以举土地制度的例子是由于土地作为政治、经济最基础因素的复杂性,另外土地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资料,这块蛋糕也是迄今为止尚未被官僚权贵彻底瓜分却早已虎视眈眈的为数不多的一个方面),主要方向是:“还地于民”。在农村土地方面应彻底的、毫无保留的、严格的私有化,把土地所有权按现状以法律的方式直接发给每一个农民产权凭证并迅速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在农民土地物权之上统一设定农业限制。如此一来,一方面使物归其主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增加农民资本,另一方面真正盘活土地资源进入市场、避免土地公权寻租成本,使资本和土地有效结合起来,成就有钱人搞农业、农业集约化发展局面从而加强农业在我国战略性的地位。这也必将成为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在私有财产权基础之上,建立有效的公共财产制度(而不是公有制)。解决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必然是要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寻找出路。在财产权立法的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财产的合法性做出具体的规定,将财产公私不分的模糊状态全部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澄清,对官僚权贵的非法财产采取断然的否定态度。公法方面,对公民的公共治理参与权积极扩张,同时公权力在内容和程序上严格限制,并被彻底责任化、法治化。公共财富分配、财政、税收在新改造的国家结构中加强其公平性,对官僚权贵阶级在各个领域利益垄断的可能作出规限。进行违法性法律法规汇编,对于公域、私域,公法、私法,公权、私权等关系做深入疏理。在充分确定私权的基础上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使私权走向联合,对暴力的公有化作出历史性的否定判决。
  
  和平民主运动坚持和平化、民主化、程序化、法律化的原则,充分利用既有宪法、法律的有利内容。并以选举作为主要工具走民间选举、全民选举之路,权利靠点滴争取而来。推动社会协商、社会自治的解决方案。将和平民主的理念及组织发展传播,为破除选举无法在全民实行的迷信提供实践证据。
  
  和平民主运动无所不在,它必然将不断渗透于体制内外的各个方面。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皆具有和平民主的气质。互联网上新异的表达方式,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具体事件的关注,现实中的各种散步、饮酒、喝茶、开会以及维权活动、法治行动、公益行为,还有体制内的一些民主诉求、民主斗争等等。在各种各样的民权主张、民主监督、选举活动中对官僚权贵非法的权力专政不断进行泡沫化。凡是反动的官僚,就要千方百计地揭露他、嘲讽他、让他出丑,让其经常出现在“审判席”上。不断动摇其权威性并适时推出受到广泛欢迎的人民群众的真实代言人。官僚权贵阶级的性质决定着短期利益共谋之外他们根本无法结成一个负隅顽抗的共同斗争意志,因此他们将长期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为战的状态。和平民主运动能够轻易让其权力虚化彻底丧失公信力而最终被各个击破。和平民主运动在民主全面的变革来临之前,应当尽可能争取更广泛的一些普适价值观的形成,并使之不断在民主进程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创新。以共同价值诉求弥合社会阶级分裂,通过NGO激活社会自主性,消解民众的麻木情绪,从消极对抗走向理性、责任,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迸发创造力。
  
  概括来讲:组织起来的法权斗争是当前和平民主运动的核心,以和平方式变革制度是成本最低的民主之路。
  
  执政者方面(略):
  
  “台湾是最好的范例”
  
  1986年经历过长期的自由、民主斗争,在多元、开放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不断积淀的台湾社会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对民主政治抉择的能力。与此同时,开明政治家蒋经国先生顺应潮流开放报禁、党禁籍此政党政治在台湾地区呼之欲出,迅即成为主导性的政治生活方式。2000年民进党的胜利是让人如此猝不及防而又意料之中。
  
  而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顺利胜出,也完成了执政党的二次轮替,这个胜利真正属于全台湾人民,在民主的道路上不管有多少风雨,台湾人民有理由更加自信,自由与权力将结伴而行。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把握人民民主是政党的政治生命,对于开明进步的专制政党来说人民民主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完成权力移转的任务。如果说开放党禁是第一步,那末让权力依民意流动起来则是最重要的一步即使民主在最初只是形式上的表现,由开明的专制政党领袖来推动这一步则社会成本是较低的。
  
  回顾这些历史,权力转移是永恒发生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是王朝兴替的轮回抑或专制政客的轮番登场,还是毅然决然地把权力交给人民!多少艰难险阻似乎都不应当阻挡抉择的意志。开放的社会,互联网越来越作为其重要象征和实现方式,最简单的往往正是最有效的。当今的中国大陆比二十多年前的台湾如何?比200多年前的美国如何?又比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如何?“民主宪政宁有种乎?”伟大的舵手应当顺应潮流!正是权力的转移才可能开辟崭新的道路!国民党就这样创造了历史,今天看来它用权力的转移换来了移转的权力,更换来了永久的合法地位、历史的尊严和人民民主!相信人民,相信自己,走宪政民主的路,天塌不下来!
  
  后果
  
  和平民主运动的实质就是国家本位迈向社会本位的全面改造进程,以释放社会能量、民间智慧,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强盛不衰。
  
  和平民主运动的顺利进行是如火如荼社会矛盾的引洪渠、疏导管。如果和平民主运动不幸中断,将意味着暴力的崛起,暴力一旦产生,这种情绪将会蔓延传递、不可遏止!
  
  暴力的发生最初起源于不信任,即使政府进行较大改变也难以弥补因腐败而丧失公信力官僚的固化形象,其时间成本巨大,社会意识的积累最终造成执政危机。那些顽固的、愚蠢的专制主义者仅仅为了举行最后的晚餐妄图利用暴力恫吓、期许引诱、声色迷惑、谎言麻木分化瓦解整个社会,开明的执政者要解决执政危机,就必须选择释放民意,在选举中释放社会矛盾、腐败不公的情绪,降低社会信任成本。
  
  NGO理性大发展就是和平民主运动的前景。和平民主的选择对于中华民族整体而言就是在海内、外努力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以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平民主运动顺应潮流、掌握主动是真正的复兴崛起之路。和平实现民主的力量,正来自于上至领袖、下至平民整个社会对自身命运的现实关切。
  
  历史从来都不完全由人来决定,但命运之神总是会垂青于智慧与勇气!二十一世纪的上半页,中国的政治变革将迎来这个星球上场面最壮观、气势最恢宏令人无比兴奋、精彩绝伦的民主改革大戏。和平民主运动为寻求民主政治发展实现的进路,促进社会协商、凝聚社会力量、获取社会共赢并最终形成一种宽容与责任的良性政治语境而探索、奋斗。中华民族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南北共和)、到国共合作每一次历史关头的抉择都不容忘记!此时,我们不妨回望那些历史先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宋教仁、黄兴、蔡锷……时代的沉重并未曾阻挡他们坚定的脚步!滚滚历史、沧海桑田,今天我们又站在了历史关口到了朝、野共担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时候!社会各阶级应以更大的胸襟、气魄追问前路。毋庸置疑,中国人应当有能力把握历史赋予我们用和平民主智慧开创新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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